一个多月以来，张卫东（音）每个周末都在南京举办的人才招聘会上转悠，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还没找着工作。

    张卫东今年22岁，专业是计算机，他手里抓着一个塑料文件夹，里面塞满了简历、名片和公司介绍。他说，这些公司要招人，而我也有相应的学历，我不知道自己哪儿没做好。

    大学生没工作的情况以前在中国很少见。但现在随着中国遭受20年来最严重的经济滑坡，失业大学生的人数急剧膨胀，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去年的560万毕业生中至多有三分之一仍在找工作，而今年又将有610万应届毕业生进入劳动力市场。给大学毕业生找工作突然之间成了一项全国性的工作重点：本月早些时候，中央政府下令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接收更多的大学生就业，以维持中国的全面稳定。

    中国正经历一场“高等教育泡沫”，其程度与全球信贷泡沫相当。在政府要求之下，中国的大学（绝大多数为公立性质）这10年来的招生人数以每年高达30%的速度递增，并兴建了大量新校区。资金问题不足为虑：招收更多新生就意味着能收来更多的学费，用以偿还为扩招提供资金的贷款。但这样的计划其实是太过乐观了，中国数百所大学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

    对中国远期前景来说更严重的后果是，扩招速度太快，同时偿还债务的压力太大，使得许多学校简直成了文凭工厂，教出来的学生素质低下。张卫东的计算机专业学历是在一所中医药类的大学获得的，那所学校以前根本没有开设过计算机课程。他满面愁容地回想起大学时代人满为患的教室和学习资料缺乏的情况，他说，我不知道这样的教育到底有没有价值？

    随着中国经济放缓，早年间被掩盖住的一些问题也暴露出来，许多专家因此提出了跟张卫东一样的问题。前几年，中国经济一直以两位数的幅度增长，找工作很容易。现在，各家公司都变得挑剔起来，许多公司拒绝雇用中国高等教育体制培养出来的某些“产品”。

    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在中国有一个为外国公司培训年轻中国员工的项目，该项目负责人Robert Ubell说，大学的教育体制与经济的实际需求之间存在偏差，中国大学生常常缺乏实践经验。

    这个问题存在于中国教育体系的中间层。中国的基础教育确保了大多数中国人都识字，也就是说，去沿海新兴工业城市打工的农民也很容易经过训练学会操作机器。这个教育体系的顶层是得到中央政府慷慨资助的75所精锐高校。因为这些学校的扩招由中央政府控制，它们基本上不存在资金方面的问题。

    排在这些顶尖高校之下的是另外2,100家高校，中国在校大学生绝大多数都在这些学校就读。教育界的官方渠道和独立研究人士都说，这些高校几乎全都背负着实际上已经难以承受的债务。安徽省合肥工业大学副校长赵韩说，贫困的安徽省的50所高校总计欠银行12亿美元。赵韩由于担任政府顾问而得以接触这些财务数据，他说，有的学校学费收入的一半用于偿还债务，这是一笔极大的开支，影响到学校的正常运营。

    有财力的地方政府已经展开了对高校的救助。去年，富裕的广东省下令银行（基本上也全都是国有的）调整对大学的贷款。广东今年已拨款3,000万美元防止众多高校出现贷款违约。中国教育部官员拒绝就本文接受采访，但此前曾说过解决大学债务是工作重点之一。

    一个致力于教育改革的非政府组织负责人杨东平说，客观上我们需要扩大教育。但我们却经历了一场教育灾难。

    一些人士则对这一趋势持较为乐观的看法。清华大学知名经济学家胡鞍钢认为，中国现在的状况类似于美国二战后的大学扩张潮。当时，美国通过了《美国退伍军人权利法案》(G.I. Bill)，允许退伍军人进入大学，向广泛的社会阶层提供了高等教育，进而支撑了美国经济的长期增长。胡鞍钢说，中国眼下所面临的问题以后会慢慢得到解决。

    胡鞍钢说，中国大学扩招是对的。这是一项新政策的一部分，意在向精英阶层以外的社会阶层传播教育。

    回顾中国历史，大部分时候高等教育都仅限于中国儒家精英阶层。1949年中国共产党执政也没有带来明显变化，大学教育只属于中国的一小部分人口。不时发生的学生抗议加大了政府对这一阶层的猜疑。